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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时空】李德山|7世纪中叶朝鲜半岛形势及唐朝应对政策

来源:华南商业网    发布时间:2017-06-05 11:15   阅读量:8258   

原标题:【边疆时空】李德山 | 7 世纪中叶朝鲜半岛形势及唐朝应对政策

【边疆时空】李德山|7世纪中叶朝鲜半岛形势及唐朝应对政策
【边疆时空】李德山|7世纪中叶朝鲜半岛形势及唐朝应对政策

李德山

1962年生,历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民族民俗博物馆馆长、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东北历史与文化、东北地方古文献、隋唐史。

[摘要]7世纪中叶的50—60年代,以朝鲜半岛为核心的东北亚地区,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例如百济和高句丽的先后被灭亡,新罗对半岛南部的统一,唐倭间的白江口大海战等。它们对古代东亚及东北亚地区政治格局的最终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与当时朝鲜半岛的形势和唐朝的应对政策密切相关。回顾并总结这一风雷激荡的历史瞬间,有助于我们对中国东北史和东北亚史的深刻认识。

[关键词]朝鲜半岛;白江口大海战;东北亚政治格局;古代东亚

7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对唐朝来说是一个颇不平凡的时刻。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雄才大略的太宗皇帝李世民去世; 六月,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次年(650)改元永徽,由此开创了唐朝历史的李治时代。高宗即位之初,唐朝的东北疆域,特别是辽西、辽东和朝鲜半岛等地区,仍呈现着波诡云谲的动荡状态。现实要求高宗君臣必须审时度势,采取切实可行的半岛政策,用以稳定朝鲜半岛诸地的局势,进而维护唐朝对东北边疆的有效统治和管理及东北亚地区的固有秩序。本文以7世纪中叶,即贞观二十三年(649)至总章元年(668)的19年为切入点,探讨分析朝鲜半岛的形势及唐朝的朝鲜半岛政策,以为有志于此者提供研究的参考。

朝鲜半岛的形势

7世纪50年代后朝鲜半岛的形势,各种矛盾交织,与贞观年间相比,不安定的状况并没有根本的改善。从整体上看,下述问题最为突出。

第一,与唐朝的关系非常微妙。半岛上的三个政权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仍然尊奉唐朝为 “天朝”,作为自己的中央王朝或为自己的宗主国。但在对待唐朝的态度上,三政权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言行不一,有时甚至是阳奉阴违。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百济。

早在贞观末年,因为唐太宗三次发兵征讨高句丽,引起与高句丽关系密切的百济的不满,因此,数年而不朝唐。永徽二年(651),“始又遣使朝贡”。这次朝贡,证明百济仍然希望与唐朝保持正常的君臣关系。借此机会,高宗赐予百济王义慈一封玺书,《旧唐书·百济传》全文记载了玺书的内容。在这篇玺书里,高宗明确要求百济与高句丽停止侵略新罗,并且 “所兼新罗之城并宜还其本国”,告诫说: “王可深思朕言,自求多福,审图良策,无贻后悔。”否则,“王若不从进止,朕已依法敏所请,任其与王决战。亦令约束高丽,不许远相救恤。高丽若不承命,即令契丹诸蕃渡辽泽,入抄掠。”警告之中,道出了唐朝对百济行动所能容忍的底线。可现实的情况是百济王扶余义慈并没有听从唐高宗的警告,抑或是没能理解玺书中的深刻含义,仍然与高句丽等联手向新罗发难。根据《旧唐书·百济传》记载,永徽五年,“百济与高丽、靺鞨侵其北界,已没三十余城”。《三国史记·百济本纪》记载与 《旧唐书》同,而同书 《高句丽本纪》则明确记载: “我与百济、靺鞨侵新罗北境,取三十三城。”《新唐书·高丽传》又记载为 “三十六城”。到了显庆四年(659),百济再侵新罗,“遣将侵攻新罗独山、桐岑二城”。

从这些行动中不难看出,百济一方面与唐朝保持关系; 另一方面,不听劝阻不受约束而我行我素的心态亦愈发明显。唐朝在政治层面上对百济的控制已名存实亡。

虽然经过唐朝的三次征讨,高句丽的力量已急遽衰落,但在当时,它仍是左右半岛局势的重要力量。高宗即位不到一年,高句丽即派遣使臣前去庆贺。此次庆贺虽然不见于其他史籍的记载,但在高宗赐予百济义慈王的那封玺书里载之明确,谓: “去岁王及高丽、新罗等使并来入朝。”“去岁”指的便是永徽元年(650)。可见,高句丽对于中央王朝新皇帝的即位,是不敢怠慢的。永徽三年(652),再次遣使入唐朝贡。自此之后,高句丽又分别于显庆元年(656)遣使入唐 “奉表贺册皇太子”,乾封元年(666)遣王子 “男福从天子封泰山”。

从上述史实看,高句丽对待唐朝的态度,可谓是恭顺有加,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完全不顾唐朝的数次劝阻和继续征讨,既暗中与唐朝对抗,又与百济、靺鞨等或者结盟,或者联合,企图消灭新罗,并将势力向东北的腹地扩张。仅见于史籍记载的较大战事,就有永徽五年(654)的袭击契丹,六年(655)联合百济侵略新罗,显庆五年(660)援助百济数犯新罗,等等。高句丽对待唐朝的态度虽然比百济亲近,但也早已呈貌合神离之态了。

新罗是与唐朝关系最为密切的半岛国家,这既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同时也是现实政治的需要。因为在当时,新罗不仅受到高句丽和百济的严重挑战,而且还面临着日本列岛中最大政权倭国的严重威胁,非联手唐朝,则不足以图存。所以,“唐高宗即位后,新罗联唐战略意图已经十分明显,频频遣使入贡,或遣王子入卫”。根据史书记载,自永徽元年至总章元年的18年间,新罗入唐告捷1次,求援2次,朝贡和宿卫7次,盟誓1次。而且于650年起,“始行中国永徽年号”。唐朝对新罗的关切和关心,也超出了与其保持藩属关系的任何一国。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唐初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也很关注东北形势,尤其是高句丽日益倔强,唐朝更需要在东北接纳与国,于是自然就和新罗走到了一起,形成了紧密的政治军事同盟。”新罗成了唐朝在半岛上最为放心的国家。

第二,倭国势力渗透进了半岛。虽然此时的日本列岛是否已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尚存疑问,但以畿内为统治中心,历史悠久且力量强大的倭国却早已在东北亚地区显露头角了。这个倭国的既定国策之一,就是不断地侵扰和侵略与其相邻的朝鲜半岛,以为自己觅得一块新的领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或者与半岛上的一方政权相勾结,或者与半岛上的政权相交战。大约自 4 世纪以来就是如此,7 世纪达到高潮。唐太宗决意征讨高句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发现了以前一直拒倭的高句丽,突然想借倭的势力统一朝鲜半岛,进而与唐朝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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