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家书一份迟到了百年的时代见证

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哲学家、教育家，适用主义的集大成者，长久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杜威曾于1919年来华拜访，时间长达两年零两个月，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教育界、思惟界产生过重大影响。

图为五四时期走上街头的学生。

《杜威家信》

作者：约翰·杜威 、爱丽丝·C·杜威

版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8月

1919年5月1日上午，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在上海的居所里醒过来。这一天，杜威给美国家中的子女们写信：“我们在中国睡了一晚，但现在还谈不上什么印象，缘由是全部中国还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

多半是缘由是舟车劳顿，5月1日的这封家信写得其实不长。这一天的杜威也许也绝难猜想，从那时候起，他将要在这个“还谈不上什么印象”的中国滞留长达两年零两个月，行遍十一个省，在各地举办大小两百余场演讲。杜威将带动着适用主义思潮，特别通过胡适等人的发酵，囊括全部中国的教育界和思惟界。老一辈的蔡尚思先生曾回想说，当日中国的思惟界几乎无不遭到杜威思惟的影响。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面。故事的另外一面在于，杜威本人在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所思所感，是什么缘由促使他陆续延伸这趟筹划外的远足，并最终使之演化成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和思惟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恰好是我们过去谈得很少的。缘由之一是杜威等当事人亲身回想这段历史的文献资料特别缺乏，仅存的那些又常常流于面上的客套话。这类缺乏必定水平上源于忽视，缘由是杜威滞留中国和日本期间其实留下了丰富的手札材料。只是这批手札一直没有汉译本，一朝一夕便埋没了。

日本之行

集权下臣民的重负

事实上，刚到东京，杜威伉俪就开始用手札给子女们介绍起了自己在日本的见闻。东京的喧闹、女儿节的人偶、商店里的周密服务、绚丽的富士山和秀美的日式庭园，都被杜威逐个记在了笔端。还有日本人连续不断的鞠躬，让杜威连连赞赏这个“奇怪得近乎一半都是魔法的国度”。

日本朋友是以高规格接待杜威的，杜威也礼尚来往，精心打算了在东京帝国大学的演讲，这就是后来他的名作《哲学的改造》一书的雏形。在3月5日的家信里，他开篇就说：“我现在已经举办了三次演讲。他们真是很耐心的民族，还有很可观的听众，也许五百人左右。”可是依据记录，杜威的第一讲，其实参预了一千余人，可见人数是逐次削减的。将杜威的在日演讲描述为高开低走，只怕其实不为过。明治以来的日本，师法的是德国，思惟学术也是唯德国亦步亦趋。杜威所代表的美国适用主义哲学，在第一次试图融入日本的时候，折戟沉沙了。

可是，更让杜威觉得忧愁的是高度集权的天皇制下，日本社会中的模糊可见的压抑和约束。杜威明确地感知到，明治维新以来狂飙突进的日本“如此迅猛地跻身于第一流的国力，导致于在很多方面都毫无打算”，因此不能够不搬出天皇制，使之成为“一个一致且现代化的日本的象征”，但这类天皇崇敬，又反过来“成了压在日本人身上摆脱不掉的物品”。比方依照当时的《教育敕语》，学校要培育的是为国效忠的“臣民”，所以很多师生甚至为了救下火灾中天皇的相片而牺牲。面临这样的故事，杜威在家信里写满了气愤。

杜威的此次东半球之行，本来谈不上什么周密的筹划。爱丽丝得了抑郁症，杜威想带老婆出去散散心，正好又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休假，干脆便走得远一些。他早些年结识的一些日本朋友抓住这个机遇，请他到东京帝国大学讲学。杜威本来在美国的学生，此刻已经是中国风云人物的胡适、陶行知、郭秉文等人得知了这一消息，也延请杜威趁此机碰到中国一游。

杜威的日本之行只有两个月。就在他刚刚熟悉起日本的各个方面时，他又和老婆来到了中国。

亲历五四

今天的新闻是拒签巴黎和约

在到中国后的第一封家信里，他就说：“我饶有兴致地想要晓得，在这个真正意义上特别陈旧的国家，人们是否也像在日本一样大批议论‘万世一系’。”所谓万世一系，指的恰是天皇制。当时的中国人明显没有那么重的精神累赘，反而让杜威觉得“很有人情味”。和气，爱笑，这是杜威对中国人的印象。

但这类和气的不和，又常常近于犬儒。1919年的中国，北洋政府当道，谁也不晓得国势将走向何方。杜威灵敏地留意到，中国人的口头禅就是“谁晓得呢”。犬儒的精神之下是散漫。走在南京街头，杜威眼看着多数没有学上的孩子，长着一张张老成的脸，无所事事地闲逛在街头。谈及此事，他在家信里吐显露的那种痛心感，到今天都非分特别刺眼。假如说日本是一个极端，那中国不免难免不是另外一个极端。

就在这个当口，一件转变中国近现代史轨迹的事情产生了，那就是“五四运动”。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刺激了中国长久以来积累的各类抵触。5月4日，众多学子集合天安门，打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标语，举办了气势浩荡的请愿游行。随后各界呼应，罢工罢市，最终促进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不只是五四当天的游行活动，更是一个长达数月的连续事件。从5月12日，杜威第一次在家信中谈及北京的风浪开始，以后的家信里，他就连续陆续地关注着运动的走向。

北洋政府的压抑和普通大众的淡薄一度让运动走入高潮，但杜威一直深信学生们的韧性。果真，这一次学生们以稚嫩的肩膀承当起了民族的重担。6月，运动进入高潮。杜威伉俪亲眼看到成百上千的学生在街头演讲，宣传抵抗日货、拒签合同、保证自在。杜威在家信里说，“学生们曾经研究过日本的进口商品里有哪些能够不借用资本，而直接用手工劳动来取代。等他们研究成功以后，他们就去商店，告知大家如何制作，如何贩卖，同时还发表演讲。”尔后，北洋政府又实行了大规模的拘捕，甚至一度将北大校舍变成暂时拘留所。但学生们全有害怕，纷纷向学校涌来，“而且增强了四周演讲的活动…北京当局不能够再拘捕更多的学生，只好遣散深深受感动的听众”。杜威就灵敏地感到到，“整体来讲，警员的溃败已经是注定了的”。

不久，天平果真开始向学生一方倾斜。6月10日，曹汝霖、章宗平和陆宗舆的免职令发布。各界人士持续抗争，最终使得驻巴黎的代表团28日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7月2日，杜威极端高兴地在家信里写道：“今天的新闻就是中国代表团拒绝签订巴黎和约。这条新闻真是太好了，都不像是真的。”

与华情深

我们正亲目击证着一个国家的诞生

“你们想象不到，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这是大众看法的成功，一切都是由这些学校里年轻的男孩女孩们推进的。毫无疑问，傍边国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美国应该觉得惭愧。”杜威在家信里感叹。

“五四运动”中，学生们昂扬的姿势让杜威看到一种全新的国民的也许。恰是在这个意义上，杜威发出了一句语重心长的感叹：“我们正亲目击证着一个国家的诞生。”也恰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杜威和中国的情感日趋浓重，他看到了自己长久以来提倡的“民主教育”在这片东方大地上生根抽芽的也许。由此，他才推延了返美的时间，积极投身到在华的讲学中去。

1920年，杜威的子女们将这批家信整顿为《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出版。杜威的女儿在序文中说：“中国此刻正在为一致而独自的民主制度而斗争，杜威伉俪也沉溺其中…他们两人都在演讲、参会，热切地将一些西方民主的实情传递给这个陈旧的中华帝国。反过来，他们也享用着一段美好的体验。他们将这段体验视为对自己人生的一次大丰富。”

杜威平生勤恳而高产，这批逐日写成的家信共计十余万字，忠诚而细致地出现了杜威在这趟东亚之行中所经历的思惟转机，更有多数鲜活的历史细节，在今天看来尤显可贵。不管是供普通读者了解百年前中日两国的面貌，还是供专业学者研究当日的政局、教育或社会言论都少有助益。

惋惜的是，这批手札材料尽管早在几乎一百年前就面世了，但主要还是在英语世界里传播。在日本，偶见学者援用，但没有日文译本，大家多是淡薄视之。70年代，台湾有位王运如先生编译了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章节。受制于时局，此书的影响极其有限，现在甚至连原书也不简单见到了。

今天，当这批弥足可贵的第一手资料第一次完整地进入汉语世界后，我们似乎能够跟随1919年杜威伉俪那露宿风餐的身影，重新回到那个激荡人心的五四时期，感觉到一百年前的中国人迸发而出的民族情感和时期强音。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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