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柏邦妮曾说:“电影不是发生在银幕上的那一切,银幕和观众之间发生了什么,那才是电影。”这个说法非常朴素,但却说明了电影是什么,以及电影的玄妙之处,因为,“银幕和观众之间发生了什么”是非常难以揣测的,最近上映的电影《河边的错误》,就非常具体而微地展示了这一点。
《河边的错误》改版自余华的中篇小说,导演是这几年很受关注的魏书钧,主演是朱一龙。小说讲述的是发生在南方小城的一系列杀人案,年轻警察马哲负责破案,最终发现凶手是一个游荡于河边的疯子,疯子无法被惩处,继续游荡河边,马哲只好以自己的方式了结了这件事,而他只有一种方式来脱罪。经过改编后,故事的发生年代,被放在了1995年,几个被害者也都有了自己复杂的故事。最重要的是,马哲、疯子的处境和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们被赋予了全新的任务,整个故事也有了全新的意蕴,和余华的原作,其实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电影采用胶片拍摄,并且努力还原了1990年代的时代气氛,破败的街巷,关闭的电影院,录音机和磁带、办公室的文件夹、尼龙毛衣、肥裤子、皮夹克,周华健的《花心》,以及小城文学社、诗歌朗诵会,以及诗人和情人的书信往来,都让1990年代再现于银幕上。最重要的是,通过对马哲的集体身份,和集体赋予的荣誉的一再强调,这部电影也再现了1990年代,人们的处境心态。
在改革开放将近二十年后的1995年,人们已经有了自我意识,已经在追求人格独立和人性的丰富,对人的多样性,也已经有了了解,不一样的癖好和性格,也有了存身的弹性空间,但集体的存在,仍然非常庞大,仍然在窥视和规训那些微小的人,不但故事里的边缘人,意识到了这种矛盾,就连马哲,也在破案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了这种存在,进而开始打量自己的存在。
这些观念,在余华的原作中已经有所展现,但并不是故事的最重要主题,原作讨论的是,如何用一种荒谬的方式来对抗荒谬,在这种对抗荒谬的过程中,人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会不会在这种处境里陷落。魏书钧对这种观念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和提升,并且和当下的社会思潮和电影观念做了融合。疯子成为一种更具隐喻感的,毫无来由的存在,像是命运本身,或者死亡本身,不容分说,也没有逻辑,一旦要探查和理解其中的逻辑,就必然走在了通往疯狂的路上。在这种刚性的,但却荒谬的存在之下,不论是小城警察,还是游荡在河边的社会边缘人,作为单个的人,其实都变得极其脆弱。
显然,电影《河边的错误》对电影最重要的,精神性的、观念性的线索和主题,做了长期的、严格的讨论和建设,最终确定了现在的这个主题,并且成功地展现了出来,从影评人的反应来看,大家也get到了其中的意味。但难题就交给了观众,面对这样一个改编自将近四十年前的小说,并且设置了深层观念主题,糅合了现实和梦境,展示了人类内心的疯狂和非理性的电影,观众能理解吗?会有收获吗?会产生化学反应吗?
从票房和评论来看,观众和这部电影,产生了奇妙的关系。当这部电影在戛纳电影节露面后,获得的评论是褒贬不一的,豆瓣热评第一条是“拍电影不能让观众试图理解你”,并且得到了近五千点赞。但在国内正式上映后,余华小说改编、在戛纳展映、朱一龙主演、连环杀人案、九十年代这些点,为电影带来了第一波关注,但当第一波观众抵达影院之后,所有人发现他们面临同一个问题:看不懂。但紧接着,影评人们的解析,又激发了观众们解谜和寻找印证的心态,社交媒体上,随之出现了大量解谜心得,而这又进一步激发了观看的兴趣。《河边的错误》票房迅速过亿。
当然,这一切建立在电影的叙事过硬,技术过硬,观念设置很完整,而且符合当下社会心态,演员演出出色等前提之下,有了这些前提,后面的化学反应,才成为可能,解谜这件事,才能够成立,并且带来观看的乐趣,以及互相印证的乐趣,电影和观众之间,才能真正发生点什么,这部电影,才真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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