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改变命运的考试

本报记者何烨

编者按：40年前，我国宣布恢复高考，停止了11年的高考招生制度重启，中国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曾几何时，考大学是一件“难于上青天”的事，读书带来的不仅是个人人生际遇的改变，更意味着知识的价值作为一种信仰得以承认。到今天，虽然高考已经不再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但它依然牵动万千家庭。在高考恢复四十周年之际，我们以每十年为一个节点，采访了四位普通的高考过来人，从他们的高考故事中感受时代的发展变迁。

1977

『不敢想象没有上大学我会怎么样』

高考给了我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977年，长江下游的一个南方小镇，按照往年的惯例，上半年就要开始高校录取的推荐工作了，可直到9月，还没有动静。社会上已经在流传今年要恢复高考了，这让计划这一年上大学的干部子弟和普通家庭的青年都惴惴不安，直到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消息，宣布恢复高考，这只靴子才落了地。

两年前高中毕业，何峰离开了家所在的县城，到了离家8公里的农村下放当农民，这还是当时家里托人找关系才给安排到离家近的公社，和熟悉的公社书记。同时还有一个长远的想法：希望两年以后公社书记能推荐他上大学。“那时只有‘工农兵’才能推荐上大学，县城招工的机会少，我也不想去部队，就和知识青年一起去了农村，尽管心里并不情愿。”何峰说。

刚到农村，何峰在农科站劳动了4个月，印象最深的是给棉花除草。1976年开始在大队当民办老师，教初中数学，高中毕业生在农村，那是真正的“知识青年”了。“当老师没有当农民那么辛苦，但农忙的时候也要去帮忙，插秧、‘双抢’都不能拉下。”

尽管有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可对于一个在县城出生的年轻人来说，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精神世界，农村都不是他的理想生活之地。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何峰知道，这是他离开农村的宝贵机会。

10月宣布恢复高考，11月就请假回家复习，校长知道何峰要参加高考，给予了全力支持，临时调配其他老师替他上课。回到县城的家里，家里人疯狂地为他找复习材料，就像那时下放找关系去公社那样。高中语文老师来他家，希望他报文科。可对于报专业，何峰有自己的想法：十年“文革”刚刚结束，人们对文科还心有余悸，况且自己在农村教数学，考理科有优势。那时还没有热门专业一说，但为了能上大学，“就选听起来‘不太好’的专业。”当时何峰已经决定报考省内一所工学院的锻压专业，他以为这是培养“打铁匠”的，后来听了一个在大学工作的亲戚的劝说，改报了数学专业，听起来不错，又是自己喜欢的。

尽管当时考大学是一件“难于上青天”的事情，但何峰心里还是有底。高中毕业才两年，和那些已经毕业十年的“老三届”相比，学的知识还没忘光，下放两年又在教书，数学又是自己的强项。心无旁骛地在家复习，直到12月11日走进考场。两天的高考结束后，他回到大队教书，一个月后放寒假，又回到了县城。“复习和考试的时候心态都挺好，考完了倒是想法多起来，特别希望自己能考上，又怕自己考不上。”何峰说。一个月后县教育局放榜，何峰被第一批本科录取，录取通知书是寄到公社的，他骑着自行车从县城到公社，但通知书被收发的工作人员锁在抽屉里，人家已经回家过年了，他又骑车到另外一个公社找到工作人员，两人又折回来，打开抽屉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何峰很高兴，真的很高兴。

开学前，何峰回公社转自己的粮油关系、户口，知道公社今年有十几个人参加高考，只有他考上了本科，另一个考上了中专。“当年的高考题目在今天看来一点难度都没有，但考生的水平普遍比较差，我记得考完数学的时候，坐在我身边的考生说羡慕我不停地在写，而他一道题都不会，交了白卷。”

1977年高考的人，是在1978年3月初开学报到的。何峰坐着县里去省城运货的货车，车箱里是他的衣服和被子。走进大学的那一刻，他惊叹：从未见过这么大的房子。同班同学却不是同龄人，最大的是1949年出生的，最小的才16岁。大学毕业后，何峰被分配到省直机关工作。

“如果没有考上大学，你会怎么样？”“肯定不是今天这样，我知道当年一起下乡的知青后来很多通过招工、当兵也陆续回城了，那又得家里找关系，1977年我们县县委书记的儿子也参加高考，但是他没考上，在过去他肯定能推荐上大学的。我不能假设没有上大学，我会是怎样，但高考给了我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987

『美好的前景从进入大学那一刻开始』

读农学院虽然辛苦但不后悔

1987年8月，黄文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当她看到自己被省里的一所农学院录取的时候，她大哭了一场：“怎么也想不明白，我明明报的是工学院，为什么会被农学院录取？”那时关于高考录取的信息闭塞，家在城市的黄文竟然不知道，农林类院校属于提前录取批次，本来作为“保底”的农学院，第一时间就录取了这个优等生。

高中就读于省城最好的中学，又是学生干部，黄文自然有一种自信，“当时高考虽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自信自己是能考上的，而且只上本科，不上中专、大专，当时中专、大专的含金量比现在高多了。”

每个从高考走过来的人，都有自己对高考的独特记忆。而对于黄文来说，备考意味着无穷无尽的模拟考试以及大家单纯而质朴的拼搏精神。那时没有现在铺天盖地的“兵法”、“三十八套”，但是重点中学之间会资源共享，“我记得当时做过黄冈、麻城等重点中学的试卷，还有江苏、浙江这些优质教育省份的模拟题，也有山东这种教育大省的模拟题。”黄文说。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还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整个社会和人的精神状态都很积极向上，学生们公平竞争，没有谁去凭奖项、科技成果加分，要是听说哪个班有考试偷看的行为，大家都很义愤填膺。

2003年之前，高考一直是7月7、8、9三天，被称为“黑色789”，广大考生反映：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7月天太热。“那时教室里放了很大很大的冰块，是老师们拿来给我们降温用的。”家长和老师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正应了那句话：一切为了考生，为了考生的一切。

除了上大学，黄文当时还有一个机会，就是通过招工，进纺织局的下属企业，“顶替”父亲的工作岗位。不过当她知道自己的分数后，她放弃了这个机会，她还是想上大学。很多孩子对学什么专业并没有明确的想法和概念，大多是家长和亲朋帮参考拿主意。黄文报了省内一所工学院的机械专业，因为父亲说“机械是工业化、现代化的象征。”以及农学院的农经专业，后来阴差阳错地被农学院录取了。“当时确实不是很愿意，我一个城市出生的人，对从事农业没有什么感情。不过后来进大学了，专业学起来又觉得挺好，如果学了机械专业，对女孩子来说，太辛苦了。”黄文说。

80年代的大学生，理想主义的情感更加浓烈，现在回想起来，大学就是一场“诗与梦”，没有了高中课业的压力，年轻人尽情释放自己青春与热情，每一个细胞都张开着吸收来自广阔视野带来的讯息。那时男孩子看金庸、古龙，女孩子看琼瑶，每周都有舞会，在慢三快四中年轻人学会了社交，有各种适合学生兴趣的社团，他们在课堂上、课外积累自己的经历，开始规划自己的人生。1988年的元旦，班上搞了通宵晚会，黄文一直跳舞到凌晨四点，最后困得不行才散场。

大学毕业分配工作，黄文进了省农业厅，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将国家的各种强农惠农政策落地。高考意味着什么？对她而言意味着一种可预期的美好的生活前景，“其实这种美好的生活前景并不是从大学毕业开始的，而是从我进大学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1997

『高考失利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高考是我开启农业科研的敲门砖

和许多人不同的是，张忠华在上大学之前就有做科研的想法，虽然并不那么坚定，但他觉得他的性格比较适合搞学术研究。

出生于山东聊城，在山东这样一个教育大省，竞争自然格外激烈。张忠华所在的县每年的升学率是低于山东省平均水平的，所以即便是成绩好，面对来自全省的竞争者，压力仍然很大。张忠华回忆，自己当时在班上的成绩很好，数前五名一定能有他，但是在高考之前，因为紧张带来的失眠，依然是他要面临的最大困扰。战胜自己总是很难，1997年高考，他考砸了。

接到青岛农业大学园艺学的录取通知书时，他没有一丝兴奋，要不要复读一年再考一次？这个念头在他心中徘徊良久，可是家庭条件不允许他耽误一年，“既然考上了大学，那就去吧。”张忠华说。

在中学时代，张忠华的数学和化学是强项，没有了解过太多关于大学专业的信息，他就想学偏向理论研究型的学科，谁曾想进大学学的是园艺学这种偏向应用的学科。但既然学了，那就好好学吧。

2001年张忠华大学毕业，他是有机会通过考研换专业的。在大学呆了四年，眼界毕竟和在自己出生的小县城不同，那时候正是金融、邮电、石油化工等专业热门的时候，又好找工作，待遇又不错。但在大学期间，张忠华通过园艺学的学习，对生物学又产生了兴趣，于是他报考了浙江大学的研究生，这一次，他成功上榜，来到了美丽的西湖畔。

将信息学与生物学相结合，这是张忠华硕博连读一以贯之的方向。2004年正逢他硕士毕业，当时教育部进行本科教学评估，高校大量扩招本科生，相应的也增加了大学教师的招聘规模，硕士毕业就能留校任教，但张忠华依然选择了科研。“每天都要去实验室，早出晚归，同学们都去工作了，你继续读书不会觉得累吗？”“读书怎么会累？读书是件很快乐的事。”

博士毕业后，张忠华来到了北京，中国农科院，现在他通过对蔬菜中的基因研究，获取关于农作物质量、产量的密码。从山东的一个小县城到浙江杭州，再到北京，在农业科技的前沿领域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干，当年的高考失利对他的影响似乎并没有多重要。

“我从来就不理会所谓的读书无用论，那只是片面理解了读书的用处以及狭隘地去定义成功。读书是一个敲门砖，无论你将来去做什么，你都需要这样一个平台，大学给了我思考的能力，塑造了我的气质，也奠定了我的社交氛围，这些都是无法衡量的。”

2007

『“艺考

”是一条少数人走的路』

我站在了更高的起点上

1982年，恢复高考的第六年夏天，李秀云坐车从乡里到县城参加高考，教室里的电铃一响，刺剌剌地把她吓了一跳，这还是她第一次听到电铃声。

25年后的2007年，李秀云的女儿翟婷参加高考，坐火车从驻马店市去北京参加艺术类专业考试，在那里，她第一次见到了地铁。

离高考只剩下半年的时候，翟婷突然宣布，自己要学艺术，考播音主持专业，这在她一直传统的家庭中掀起巨浪。李秀云不理解的是，按照翟婷当时的成绩，考个不错的学校没有问题，全家人直系旁系都算上，没有一个搞艺术的，“为啥要折腾学艺术？”在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眼中，艺术是一条少数人走的路。但是翟婷很坚持，这么独立自主的女儿还不是自己培养出来的，全家人最终没有拧过翟婷，最后也默许了。

翟婷请了一周晚自习的假，在一位电台播音员办的培训班突击学习“声”、“台”、“形”、“表”，尽管此前从未接触过相关的“表演形式”，但翟婷的表现很好。艺术生和普通高考学生不同的是，他们要在高考前参加艺术类专业考试，简称“艺考”。为了得到更多艺术院校的报考资格，翟婷从驻马店来到了北京，“大城市就是不一样。”翟婷说。

一起去参加上海戏剧学院艺考的河南小伙伴们在一试、二试后纷纷被淘汰，只有翟婷顺利进入最后的三试。李秀云突然觉得翟婷想学播音主持不是一时兴起：她有这个实力和天赋。三试的题目是即兴表演，习惯于照着稿件朗读的翟婷懵了，她无法想象没有剧本的表演，也没办法在各位“威严”的评委面前自然、大胆地表现自己。结果自然可想而知。“那时候看到很多来自大城市的孩子很自然地在老师面前表现自己的才艺，可能他们从小就有很多在公共场合表演的机会吧。我就突然有点自卑了，后来中国传媒大学的艺考都没敢去报名。”翟婷说。

没有人指导她的艺考，翟婷只能自己摸索。顺利拿到河南省的艺考合格证后，她和87万河南考生迎来了全国高考。“河南大学和郑州大学在艺术专业的招生方式上略有不同，河大把艺考分计入最终成绩，而郑大则是艺考过了后，合格的人以文化考分排名。”翟婷说。翟婷的艺考分很高，可她偏偏报了不计艺考分的郑州大学。等待结果的那几天，她每天抱着抱枕祈祷，自己能做的都做了，只盼老天爷能播撒点好运气给她了。

2007年翟婷很遗憾地没有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但有了第一年的经验，2008年翟婷顺利进入了河南大学，学了自己最喜欢的播音主持专业。当年，她很向往站在舞台中央的耀眼，而真正学习了这个专业，她才知道做一个主持人，大家看到的是舞台上的光鲜和瞩目，看不到的是台下的用功，这种用功不仅仅是语言表达上的技巧，更多的是支撑自己语言表达背后的思想和逻辑。四年以后，当同班同学纷纷进电视台、考公务员的时候，翟婷再一次上路，考了传播学的研究生，“我想为我说的话中增加更多有内涵的内容。”研究生毕业后，她只身来到北京，顺利考入一家新闻单位。虽然没能做自己儿时梦想的主持人，也还是从事新闻工作。

离自己第一次参加高考已经十年了，翟婷对当年的艺考仍然记忆犹新。“当时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和大城市的孩子在见识、胆识上的差距。我不会责怪父母没有把我生在大城市，和从农村考学出来的他们相比，我的起点已经高多了。我能做的就是提高自己的高度，给未来我的孩子一个平台。”

1982年的李秀云遗憾没有考上大学，她不言放弃参加了1983年的高考，直到1984年考上了师范院校，毕业之后留在了城市工作。说起这些，李秀云有些羞涩，她自嘲说自己太笨了，可是翟婷却充满了感恩：“如果没有妈妈当年的锲而不舍，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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