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5年11月20日正式对外公布改革方案以来,团上海市委的改革动作一直广受团内团外各界人士的关注——改革到底落实到什么程度?改革的效果怎么样?普通青年究竟多了哪些与团组织亲密接触的机会?青年对改革的“获得感”怎么样?
团上海市委书记徐未晚在解读改革方案时曾表示:“改革,是为了让青年在社会生活中更多地"遇见"共青团组织,让一线青年有更多的获得感。”
改革进行一年多后,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多条线走访上海基层团组织发现,经历过一次以克服“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为主要目标的“大改革”后,青年与团组织“遇见”的机会越来越多,频次越来越高。
“最牛”科技园“逆生长”
一篇基层团组织的工作总结,能有多少点击率?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团工委提供的数据可能会“刷新你的三观”——8万多次点击,2000多个点赞。
这篇工作总结,由主笔“张清轩”撰写,“张清轩”这个名字同时谐音“张江青年工作宣传员”。与一般的工作总结文风相比,这篇工作总结的名称本身就是一朵“奇葩”——《2016年说实话我们的确努力了,但还是不太满意》,内容简介只有一句话:“张江青年好,才是真好。”
你可能无法想象,这是一个刚刚成立才1年左右的团工委,团工委书记是团上海市委宣传部原主任科员宣禄乐。在这一轮改革中,宣禄乐连人带编制一起下沉到了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一个设立于1992年,却一直没有统管全园青年工作团工委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在这片8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36万从业者,其中80%是35岁以下青年。初步统计,这群青年中有博士6000多人、硕士4.2万人、学士12万人,他们人均每年为园区创造170万元的经济价值。
根据团上海市委的改革安排,团市委机关会精简27个编制,其中16个下沉团区委、8个下沉大口团工委、3个下沉青年集聚但工作力量薄弱的园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就是“青年集聚但工作力量薄弱的园区”。在张江,有张江集团、张江高科两个开发主体团委,有数不清的大中小型互联网公司、高科技公司团委或团支部,还有张江小园区、国际医学园区、康桥工业区3个综合团工委。
宣禄乐一个人的到来,能给这里带去多大的变化?
数据会“说话”,小宣在一年时间里走了超过80家园区内单位,平均3天不到就跑一家新单位;向园区内约3万人次的青年直接派送了包括打车优惠券、文化演出票、创意宣传品等合计价值约80万元。
这个已经“活”了25年的、全国知名的科技园区,其青年工作出现“逆生长”态势——有了连锁店样式的创客青年中心,有了超大型全功能综合体青年中心,还在外企、国际学校有了一群喜爱青年活动的“忠粉”。
产品意识、用户思维“发迹”
更重要的改变,来自“头脑”。
团长宁区委书记叶斌,现在言必谈“产品”。“过去只是局限在一个区里,现在感觉本区好的产品,可以向全市推介。”叶斌所说的“产品”,是共青团那些拿得出手的活动。
过去,团组织搞一场活动,参与对象大多为各级团干部“搜罗”来的撑场面选手。但如今,互联网时代,共青团的活动好不好,网友说了算。网友哪里来,团组织自有的媒体矩阵可以长期“供给”一批青年网友。
同时,“青春上海·Act+”平台自上线以来,累计上线1600多项青少年活动以及团购、打折等优惠服务。“青春上海·Act+”就像是一个公益活动“淘宝集市”,全市各级团组织都能把自己的“拳头产品”拿到这个平台上,“产品”摆在那里,参加哪项活动或者不参加哪项活动,全都由网友自己说了算。
叶斌不止一次提醒过长宁区的各个青年中心:“一个青年中心,只要有一两项受青年欢迎的爆款产品,把特色产品做好,就够了。”
网友的喜好,总与团干部的预测有些出入。比如,预计会被“秒杀”的免费演出票,实际并没有多少年轻人感兴趣;需要收取一些成本费用的烘焙课程、木工DIY课程,反而出人意料地“夺冠”;小众的“昆曲学习班”竟然能吸引长宁以外的全市其他区域青年票友来报名参加。
“活动好不好,青年会给你最直观的评价。”叶斌说。
上海市国资系统团工委书记赵雷,是从团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编制“补下”基层的。他到国资系统后,团工委找到的第一个突破口,也是在互联网上。他发现,国资系统青年“干了很多事儿,却不太为人知”。上海中环路遇事故塌陷全国关注,但大家并不知道负责抢修的,是上海隧道股份路桥集团和建筑科学研究院的青年突击队;北横通道工程被列为上海的重点工程,公众也不知道,国企青年突击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赵雷总是会想,网友想要知道什么?网友对什么话题感兴趣?去年汛期,他找来上海通排水、蔬菜保障等相关行业的青年骨干,跟“青春国企”公号的粉丝来了场互动,进行深度解读;中环路抢修,“青春国企”公号又刷屏了,它独家获得了抢修现状、抢修难点等信息,由青年突击队员为公众解读。
更多人愿意与团组织“搭边”
共青团顺应形势“为你而变”,使得更多人愿意与团组织“搭边”、与团干部“交朋友”。
宣禄乐的新朋友,有外籍外企高管、有国际学校老师,还有张江高科技园区活跃着的一群“张江男”。
而在上海闵行区,星河湾双语学校团委老师阮振超第一次与团闵行区委进行了接触。本学期,阮振超正式准备在校园里开设“团课”,“过去有团员,没团课。团委组织活动也不多。”
目前,上海全市已有28所中外合作办学学校和有国际课程的学校建立健全团组织,团组织设置情况被纳入中外合作办学学校年度资质审核指标体系。
共青团改革后,团闵行区委学工部部长顾璟按照“1+100”(一名团干部联系100名普通青年——记者注)的要求,主动联系一大批过去联系不到的双语学校,有的学校挺欢迎她,她就再加一把火,争取联系到位。
以星河湾双语学校为例,这所学校高中部学生的团青比例高达70%,但过去愣是没有定期上过团课。“我们给他们推优,但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要把团员仪式感、获得感做出来。”顾璟说。
松江区岳阳街道团工委书记周首杰自从获得了5个“帮手”后,工作开展“如鱼得水”。过去,他一年只能有空往辖区里单位跑一次;现在他一个大单位至少一年能跑四五次。一周7天,岳阳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的青年服务窗口全天开放,接办辖区内居民诉求。
岳阳街道提出了“1+2+3+X”的做法——一名专职团干部,配备两名青少年社工,3名青少年工作志愿者,另有若干名青年服务窗口的大学生志愿者。
去年年底,一名学生家长向青年服务窗口递交了一份“诉求单”,希望团组织帮助其子解决春季入学的学费问题,“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已经是低保家庭了,街道不能再给资助了,就来服务窗口试试看。”
在得知学生家庭的实际困难后,周首杰通过区域团建联盟的力量,找到交通银行松江支行的团干部对接,后者直接承诺为困难学生支付每学期一两千元的学费。
“如果没有人,没有青年服务窗口,我一个人服务不了那么多人。”周首杰说,改革后,基层最深的感受就是“人手增加了”,就连最棘手的、保护青少年权益难题,基层也有了专职社工来承接,“实实在在帮助了很多青少年,帮一个是一个”。
与上海团组织相遇的青年越来越多。团市委十四届七次全会上,委员会中来自基层一线的比例从51.7%提高至84.6%,常委会中来自基层一线的比例从15.4%提高至47.4%;团组织办起来的“爱心暑托班”去年在全市设立办班点400个,招收小学生4万人,近500名青年教师、10万人次大中学生志愿者参与暑托班运营服务;2016年以来,团市委直接出资或相关单位委托团市委购买青年社会组织服务超过500万元。
(原题为《上海共青团改革:更多青年“遇见”团组织》)来源王烨捷/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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